学会创造性学习改进MOOC

简介

2013年春季，仿佛所有人都在津津乐道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Coursera和Udacity等初创公司纷纷聘请著名教授开设免费网课。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联手创建了EdX。每个人都言之凿凿：教育革命势在必行，从波士顿到波哥大，再到班加罗尔――总之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只要有电脑和互联网，任何人都能拥有高品质的学习体验。

但我们对此表示怀疑。无可否认，MOOC将在教育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收看大学教授开设的网课显然也是一种有趣而有益的经历。但我们仍然怀疑，MOOC（至少是以其目前的形式）能否证实这种学习体验是最有价值的教育模式。我们担心MOOC过于注重向学生提供内容，而在支持学生开展创造性、合作性学习方面收效甚微。

不过我们并不想一味地抱怨MOOC，而是决定自己创造这种学习体验。我们的目标是开发一种在线课程，使其更符合我们自己的教育理念和风格。我们并不反对“大型”，但规模并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我们关心的是到底能不能为MOOC引入以兴趣为驱动、以项目为基础、以同伴为导向的学习方法？

在开发课程的过程中，我们成功运用了两家组织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米切尔（Mitch）和纳塔利（Natalie）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终身幼儿园小组（Lifelong Kindergarten）的研究人员，他们致力于开发新型技术和活动，为孩子们提供创造性的学习体验。菲利普是伙伴大学项目（P2PU）的联合创始人，P2PU是一种开放式大众教育项目，旨在开发和实施在线学习，尤为关注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

菲利普在2012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加入媒体实验室，就在这一年我们3人决定联手进行MOOC实验。具体而言，我们决定为一门名为“创造性学习科技”的课程开发网络版本，米切尔过去10年一直在麻省理工执教这门课程。这门课程一直采用基于项目的研讨会形式：在整个学期中，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合作，共同设计技术和活动，推动人们参与创造性的学习。在这门课程的每周简会上，学生会互相讨论本周阅读的内容，对彼此的项目提供反馈。每年大概有25名研究生报名参加这门课程，他们大多来自MIT媒体实验室和哈佛教育研究生院。

2013年春季学期，我们决定与MIT的课堂教学课程（提供学分）同步开放网课，以使全球各地的学生都能在线免费参与（不提供学分和证书）。我们的目标是吸引更多的学生来探索和讨论与创造性学习有关的思想，因此我们将课程改名为“学会‘创造性学习’”。这门课程采用递归法，我们希望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学习的模型，以使学生在体验创造性学习的过程中掌握这种学习方法。

最初，纳塔利对在线教学是否有效，以及我们能否保持媒体实验室课程在动手实践方面的优势怀有疑虑，不过她仍然同意参加课程的设计和规划。菲利普与P2PU团队合作开发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网站，网站明确指出这个课程将是一项“大型实验”。我们围绕这个课程发出了部分推文和邮件，但是最后会收到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还不得而知。在线课程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好几个著名的博客和网站都转发了这个消息。一周之内就有约25000人报名参加课程，最终约10000人注册加入了课程论坛，其中几千人为活跃用户。

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对课程感兴趣，特别是参加者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不仅包括教育工作者（这些用户在我们意料之中），还包括来自全球各地的父母、图书馆员、设计师、律师和技术人员。另一方面，我们心里也开始打鼓：我们能否为这么多人提供有意义的学习体验？

大型实验

从一开始我们的口号就是：这是一项实验，我们邀请所有人加入这个实验。这种课程策略完全契合课程本身所强调的理念。贯穿整个课程的基本主题之一就是注重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迭代实验，或称“改进”。因此，我们很自然地通过“实验”和“改进”来探索MOOC的各种可能。

我们将课程视为一种原型而非最终产品，这种视角有助于不断调整自己和参加者们对课程的期望。面对如此众多的参加者，到底应该如何提供支持和开展互动，这个问题曾让我们焦虑不已，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参加者告诉我们，课程的实验性是他们最喜欢的体验之一，我们的焦虑也就转化为谨慎的乐观情绪。

将课程设置为实验模式，并不意味着我们跳过了精心规划与准备阶段。事实上，我们进行了大量讨论，探讨开设媒体实验室课程将面临哪些挑战。如何促进大量学习者积极参与，如何确保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获得足够的自由，这些都是菲利普非常关心的问题，也帮助我们认识到需要对课程的哪些方面施加更多控制。我们并不想只是打开大门，然后就袖手旁观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告诉参加者，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因此每当出现不可避免的技术难题时，参加者们都会互相提醒：“别忘了，他们早就说过这课程只是个原型”，这种思想促使整个社区对课程实验产生一种主人翁感，包括实验的成功和失败，他们都认为与自己息息相关。

课程设计与技术

在设计课程结构的过程中，我们强调了通过项目进行学习和与同伴共同学习的重要性。部分原因在于这种学习方法正是媒体实验室传统课堂教学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学习方法在传统的大型在线课程中并未得到充分使用（而且经常被人低估）。

我们不断探索新的方法以提高课程的参与性。每周我们都会开展一种学习活动，例如“使用Scratch语言创建新项目并与他人分享”，或“探索社区中的实体学习场所”。学习者能够积极地全方位体验创造性学习，而不是被动地阅读学习内容。我们还鼓励学习者互相提供反馈，合作开展项目。

与典型的MOOC模式不同，我们还决定每周举办一次现场活动，利用麻省理工的一间教室播放视频。在线参与者不仅可以“观看”研讨会，还可以参与我们开发的“后台聊天系统”（这是一种开源平台）。我们试着将课堂讨论与网络社区的讨论联系起来，不过实施起来难度很大。我们还发现，开展“现场”活动压力非常大，因为现场总会冒出一大堆技术问题，而且演讲者要兼顾现场听众和虚拟听众，很难集中注意力。

网络就是我们的平台。很多MOOC项目都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开发新平台，但我们决定另辟蹊径。我们希望创建一种模型，让所有人都能轻松复制这种模型，为此我们使用了现成的工具（例如Google Hangouts）和开源软件（例如 Mechanical MOOC），它们可以用来管理注册，自动发送每周课程邮件。我们的目标在于证明这样的课程开发起来并不困难，也不需要花很多钱。

在直播研讨会上，我们使用了Google Hangouts on Air，它能够提供直播和存档功能。我们之所以选择Google+社区作为讨论和分享的核心平台，是因为课程参加者人数众多（我们的学习“创意学习”社区一度跻身于前一百个最大的G+社区之列），也因为G+社区能够与G+Hangouts完美融合。

我们也曾尝试建立人数较少的工作小组。大型社区的参加者更活跃而积极，有问题也可以得到快速答复（因为始终有人在线），而且有助于收集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思想。但大型社区容易使我们在人群中迷失方向。而在小型工作组中，我们可以更轻松地与其他学习者建立深层关系，更关注其他人的工作，互相提供长期支持和鼓励。我们根据时区自动创建了40人的邮件列表，同时也鼓励参加者组建自己的工作组。我们高兴地看到，参加者一共组成了450多个工作小组，有些以地理位置为基础，有些则以兴趣为基础。但是必须承认，自动分组的效果不如预期。在最初的兴奋和一连串的自我介绍邮件之后，多数邮件小组都成为一潭死水。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我们认为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原因：与小型工作组相比，参加者在更大的G+论坛会收到更多的即时反馈；小组成员通常没有共同的兴趣，因此更倾向于和社区中的其他参加者交流；此外，我们也没有特别注意将小组合作融入课程活动。调查结果表明，多数参加者都认为自己所在的小组没有取得成效。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填写调查表的参加者都鼓励我们再试一次，以期将分组工作做得更好——因为他们看到了小型工作组在知识共享、人际交往和互相支持等方面的重要潜力。有一支小组确实发挥了真正的作用，小组成员对小组产生了群体认同感，积极开展洲际合作，还在第2年的课程中担任领导角色。

合作式学习重于填鸭式教学

从一开始，我们就鼓励学生参与到课程设计中来。我们设计课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全体学习提供清一色的学习体验，而是希望设计出一种合理的课程结构，使学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适合自己的工具参与课程的学习。我们鼓励参加者彼此分享他们使用的工具和参加的活动：既然已经邀请了成千上万的共同学习者与我们一起实验，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新的学习实践不断涌现。

在课程开始初期，一位意大利参加者发帖说，他希望看到一幅全体参加者的全球分布地图。我们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强烈建议他创建这幅地图。就这样，阿德里亚诺·帕拉西尼（Adriano Parraciani）成为参加者地图的创建者和管理者。他还回答了其他人的技术问题，帮助他们在地图上添加自己的印迹。此外还有很多参加者成为课程协作者的例子：朱莉·唐德斯（Julie Donders）和科琳·汤姆森（Corinne Thomson）精心创造出优美的插图，用于总结现场研讨会的讨论内容，西蒙·福格（Simon Fogg）创建了PDF文件，将每周的文章组合起来，转换为可以下载到电子书阅读器的格式。

我们将参加者视为课程协作者，而不是课程内容的接收者，因为这种身份代表着参加者对课程拥有所有权和代理权。此外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很难将卓有成效的学习经验推而广之，因此我们需要参加者主动互相帮助，而不是等待“专家”提供反馈和指导。在小班教学中，我们可以鼓励学生对话，还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但是大规模教学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方法。

当学生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意识到不可能成为这么多学生的引导者。我们没有告诉小组应该使用哪些工具，也没有建议如何分派会议主持人，而是让一切自然发生。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刻放手，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同伴学习”。我们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更专注于发现学生的特点并为他们提供支持，由学生自己选择工具，扩展课程的开展方式。

对话重于展示

人们往往将教育视为“提供”或“传递”信息的过程。许多MOOC都以这种理念为基础，注重信息的展示，学术专家的视频讲座就是这种教育模式最常见的形式。在开发“学会创意学习”课程时，我们决定摒弃这种展示教学法。我们决定以对话而非展示作为重点。

对话可以采用好几种不同的形式。每周我们都会组织一次与本周主题有关的对话。例如，有一周的主题为“兴趣学习”，米切尔主持了一场兄妺讨论，对话双方分别为Joi Ito（媒体实验室主任）和Mimi Ito（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文化人类学家）。米切尔请他们反思自己的学习轨迹，讨论兴趣和热情如何指导学习。还有一周的主题是“建构主义与制造”，米切尔主持了戴尔·多蒂（Dale Dougherty）（《MAKE》杂志发行人兼编辑）和利亚·布希利（Leah Buechley）（电子纺织设计和研究界的先驱）的对话，引发了一场有关制造与学习之间关系的讨论。

不过这些对话并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对话――我们还设置了“后台聊天室”，课程学习者可以通过网络广播互相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聊天室的参与人数与活跃度非常可观——当然，学生们也非常满意。一位参加者在G+论坛上写道：“我觉得和听别人谈话比起来，我更喜欢自己聊天。”另一位参加者写道：“我要再看一遍视频。我对聊天室很感兴趣，所以我想再看看视频。”作为主持人，我们必须和受邀专家交流，所以没办法更多地关注（参加者）和聊天室里的对话，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项目重于问题集

人们在从事感兴趣的项目时，学习效率将显著提高，这是媒体实验室一条重要的学习理念。我们的终身幼儿园研究组经常开展面对面的研讨会，教育工作者和青年们可以在会上合作开发互动话题、发明机器人或其他各类设计项目。我们鼓励参加者创建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而不是直接甩出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参加者将学会如何解决与自己所在的环境息息相关的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开发在线课程最大的挑战在于，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参加者，我们该如何为基于项目的学习活动提供支持。在课程第一周，我们建议小组开展介绍性的设计活动，用意大利面搭建一个结构，顶部放上一朵棉花糖（以棉花糖挑战为基础）。一开始我们并不确定网络上的参加者是否真的会认真准备材料，成立小组。最后看到参加者们踊跃在活动中分享照片和自己的活动经历，我们才真正松了一口气。论坛上到处都是意大利面和棉花糖搭建的结构照片，有来自西班牙的，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当然还有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我们尽力促使参加者思考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童年时期你对哪些东西最感兴趣？哪些东西使你受到影响？”世界各地的参加者们贡献出大量故事、照片和图画，和我们分享了他们童年时期最有意义的东西。例如，杰夫·鲁德尔（Jeff Rudell）告诉我们他小时候如何使用鸡蛋箱精心制作出一台玩具打字机，说明他很早就对设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促使他后来走上了设计师的职业道路。看到全球各地的参加者们通过回顾自己的童年经历而在彼此之间建立起联系，纳塔利开始转变观念，相信在线课程能够为创造性学习开拓新的可能性。

参加者可以将问题和活动与自己的生活紧密结合，并且即时将结果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的社区充满了活力。无论何时打开Google+网站，都可以看到最新上传的图片，都会有参加者分享他们的体验，例如“我跟邻居们一起实验了这项活动，这就是我们的成果。”每次视频会议开始时，我们都会重点介绍上周网络参加者们共享的实例。参加者分享的实例已经成为现场课程最受欢迎的环节。

社区重于课程

最开始的线上课程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社区。现在我们满可以骄傲地指出，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计划，但事实上，我们自己对这种状况也颇为惊讶——应该说是惊喜。在线课程已成为参加者与家人、好友和同事们分享的学习跳板。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即所谓的专家）教会“他们”跳出固有的框架。不仅参加者相互学习，收获良多，我们也从参加者那里学到了很多。例如，在“社区学习”周，参加者外出参观了本地的实体学习空间，回来以后汇报了他们的收获。参加者们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学习空间和模式，让我们兴趣盎然。来自巴西的赫洛伊莎·扎尔（Heloisa Zal）描述了当地青年如何组织开放式学习、社交、文化和政治活动，使公共场所重新发挥重要作用。格雷西拉·阿里兹门迪（Graciela Arizmendi）在墨西哥小镇为儿童和家庭组织了一次开放式创造性学习日活动。

还有一项活动要求参加者使用Scratch编程语言环境中开发程序。塞西莉亚·特雷维诺（Cecilia Trevino）不得不向女儿求助：“我发现这项活动难度很大，我只能请女儿帮忙。”于是父母向孩子学习，母女齐心协力完成项目，然后与网络社区分享。

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的一周内，学习社区与普通在线课程之间的区别更为明显。当时，麻省理工学院被封锁好几个小时，媒体实验室大楼禁止任何人离开，城市和校园一片焦虑和恐慌的氛围。而在我们的社区，全球参加者们暖心的话语和　慰问如雪片般飞来。“学会创造性学习”项目已经从一门课程发展成为一个社区，社区成员不仅对彼此的学习感兴趣，也在深深关切着彼此的生活。

与标准的MOOC模式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的社区在课程正式结束后仍然存在。在一年中举行的各类教育会议上，“学会创造性学习”的参加者们终于有机会见面，得以面对面交流，进一步扩展和加深始于网络的友谊。那些天来，几乎每次会后都会有人来找我们，告诉我们他们参加过课程。菲利普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之后他了解到有八名本地参加者，他们在参加课程之前素未谋面，但在课程结束好几个月之后仍然保持联系。米切尔甚至有过一次健身房奇遇，有人在他的跑步机上放了一张纸条，上面的内容很简单：“谢谢你们的‘学会创造性学习’。”

在线创造性学习的未来

为成千上万的参加者开设“学会创造性学习”在线课程，需要付出大量心血。课程结束后，所有人都觉得需要休息一下。不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一直在总结经验，思考如果再次开课我们需要做出哪些变化。在接下来的2014年春季，我们又重整旗鼓，再次开课——继续实验。第一次开课时，我们提供在线课程的同时还要兼顾麻省理工的正式课程，因此感到压力颇大。于是我们决定2014年春季仅提供在线课程。摆脱了大学学期课程表的束缚，我们缩短了在线课程周期，还尝试对课程形式进行其他改变。

我们设计了几个可以按照任意顺序开展的核心课程模块。这些模块涵盖了创造性学习框架的四种主要理念：项目，同伴，热情与游戏。最后我们还增加了一个课堂项目，名为“重新想象教育”。首次开课时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在实体学校的僵化结构中，教育者很难将创造性学习理念落到实处。为此，我们希望展示一些成功案例，帮助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完成这种融合，并鼓励参加者在课程之外开展合作。

我们还继续尝试以不同形式举办每周的现场活动，通过菲利普的Unhangout新平台召开会议，这个平台支持嵌入视频和聊天，还提供分组讨论室。2013年的直播课程令人耳目一新，但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压力，也产生了很多技术难题，分散了我们对课程内容的注意力。2014年，我们保留了很多研讨会的对话形式，但改为预先录制研讨会，然后与课程参加者一起“观看”录像。这样做既能保留现场课程的活力，也能让参加者继续参与后台聊天室的讨论。我们还增加了现场分组讨论，参加者聚集在虚拟房间内，每个房间最多可容纳10人，一次讨论通常为10-15分钟。这些改变都在课程评估中得到非常积极的反馈。我们高兴地看到，参加者仍然重视彼此之间的对话，而不满足于仅仅聆听课程。

2013年，有关在线学习的公开讨论主要以广播导向型MOOC为主导，以视频直播讲座为重点。从那之后，我们高兴地看到其他学习模式不断涌现，例如互联学习MOOC和深度学习MOOC。其中一些受到“学会创造性学习”的直接启发，或是使用了我们开发的工具；还有一些则是新一轮学习实验的一部分。2013年到2014年，我们对技术和课程结构进行了诸多改进，但我们的核心设计原则以及支持在线创造性学习的初衷仍未改变。

越来越的人已经意识到，面向大量人群播放短视频的教育形式错过了对于学习者而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倡导实验精神的开放环境中，与同伴合作开展他们所热衷的项目。“学会创造性学习”是我们首次尝试此类大规模在线学习。我们从这次经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想要了解详情？

2020年4月13日，新一轮“学会创造性学习”（LCL）社区再次启动，我们的大型实验仍在进行中。如果对课程及我们的工作感兴趣，请查看课程主页（ https://learn.media.mit.edu/lcl ），其中包含课程资料链接。LCL社区已从G+转移到新的论坛 https://discuss-learn.media.mit.edu。 所有用户都可以在Unhangout平台（ https://unhangout.media.mit.edu ）创建活动或设置自己的服务器。

致谢

衷心感谢休利特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对P2PU工作的长期支持（授予编号：2013-8917），感谢乐高基金会（LEGO Foundation）对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终身幼儿园小组的长期支持，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学习办公室Sanjay Sarma对我们改进MOOC的支持。

感谢以下协助开发和组织“学会创造性学习”的科研助理：Saymindu Dasgupta，Katherine McConnachie，Alisha Panjwani，Grif Peterson，Ricarose Roque，Aya Sakaguchi和Srishti Sethi。

还要感谢丽贝卡·卡恩（Rebecca Kahn）对我们3人的初期访谈，促使我们总结出重要的经验教训，感谢她为本报告早期版本所做的贡献。